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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健公司方面对此情况回复说，治疗有一个好转期。但是吃了四个月，周洋病情一直恶化，周先生就带周洋重新回到医院ICU。没隔多久，周先生发现，很多网站和媒体都在报道他女儿吃了权健产品康复的消息，还有很多电话打来咨询周洋吃药治疗好转的情况。他给权健的办公室主任和北京地区的经销商都打过电话，要求他们删除报道，但后来报道也没删，反而收到威胁信息。

中国私企违法成本低，并不限于医药行业，而是多个行业的普遍现象。在这里我们应该探讨一个并不那么遥远的案例。2008年，襄汾县“9·8”尾矿溃坝重大责任事故导致254人死亡，省长孟学农由此引咎辞职。此后山西省政府开始对私营煤矿进行强行国有化，2010年以后，矿难频发的状况就得到了根本的扭转。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立竿见影的转变？这是因为私企和国企的管理者对于风险和收益有着完全不同的观念。

李彬还认为，中国现在网络借贷仍处于初期阶段，金融离不开风险管理，而风险管理的圣经无疑是“巴塞尔协议”，这种原则运用到网贷行业，就是必须重视“信用风险”、“运营风险”、“流动性风险”这三类风险。对于中国网贷行业如何凭借轻资产来做几乎不受杠杆限制的借贷撮合业务，是否对于“巴塞尔协议”贯穿始终的“资本充足率”概念相违背。李彬也表示，充足率虽然名义上意味着不能有，但从现金流角度，流动性风险依然存在，流动性的管理更像是一门艺术，来保证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李迅雷进一步分析，这主要因为央行公开市场操作利率是短端市场利率的底，所以公开市场利率不降，短端市场利率就很难进一步下行，银行负债端成本也会居高不下，这最终会阻碍1年期LPR的下行空间。“在经济的下行压力之下，我们判断公开市场的降息是注定要做的，仅是时间问题，9月两次MLF到期，就是可能的时间窗口”。

第二，整个数字经济的发展，事实上对我们打造整个的诚信社会、诚信经济有一个非常巨大的推动作用。就拿我们现在的一个例子来说，今天蚂蚁的芝麻信用分高于一定分值的用户，它可以用共享单车时免押金，以支付宝一扫就可以将车锁打开。为什么会有这一点？就是因为用户的数据被累积了，数据累积成了信用，而这一信用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发生了广泛的影响，产生了良性互动的闭环。

李彬认为，在证券模式下，投资人购买的是LC发行的债券的份额，投资人是LC的债权人，与借款人之间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美国证监会通过确保信息真实的债券模式，从而解决风险共担、小额分散的问题，投资人买的债券赔了是你自己的事，美国靠的是证券法。中美两国选择不同监管道路，有非常多的现实原因。例如，美国仅有几家P2P，而中国有数千家，监管难度不同；美国投资者对于金融风险有比较清晰的认知，而中国的投资者往往有“保本”的偏好；美国的商业银行对于普惠金融覆盖率较高，而中国的普惠金融覆盖率较低。